引言
在特立尼达并没有通过政府的行政官员，对一个法令的优缺点进行初步的调查，或通过和可能对这个法令有利害关系的群众商量，对提出的法令将来执行起来会怎样，进行初步的调查。
年3月23日召开委员会，该委员会把这次暴动归咎于殖民地政府和直辖殖民地制度。它谴责殖民地政府没有把公众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没有说明这个法规，没有充分尊重政府任命的非官方议员的意见。下面是该委员会的报告摘要：
“无疑地，公众批评越频繁，越有对立情绪，政府就越应该注意把公众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为的是使他们感激而不是怀疑政府将赐予他们很大的恩惠。当然，立法会议有权充分了解市政计划的每一个改变，包括议员们必须投票通过的经费支出在内。与此相反，对于自来水厂经常受到无根据的和不适当的批评，政府表示反感，当然，政府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人们对于水表制怀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立即表态，我们同意查德威克先生关于实行水表制这个既可行又可靠的意见），他们害怕增加水费，尤其害怕对大浴池收更高的水费，他们认为切断水管是很麻烦的事，而且很不得人心，他们对自来水厂计划普遍怀疑和不满，再加上在年和年由于公众的呼声分别撤销了两个不起作用的法令。鉴于上述这些情况，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采取一个新的自来水法令时，本应该非常机智而且精心地筹划一番，如果这个法令含有（它也必然会有）同样不得人心的条文，就更应该这样做。
在通常情况下，颁布一个关于自来水这样问题的法令，需要对那些可能受到这一法令影响的人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该给足够的时间让群众和报纸展开批评，应该尽一切努力证明它是公正的，应该极力表示要以和解的精神对待反对自己的人。如果群众允许继续对法令的二读进行辩论，毫无疑问，政府会给予这样的保证。总督阁下曾对一个代表团说过，他本意不想使法令匆匆通过，而他那番突然结束的演说也清楚地表明他的动机是非常好的，是想和解的。
但是不幸的是，特立尼达制定法律的方式是不利于公众对法令草案的条文进行友好的讨论的。在特立尼达和在印度和东方各殖民地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在特立尼达并没有通过政府的行政官员，对一个法令的优缺点进行初步的调查，或通过和可能对这个法令有利害关系的群众商量，对提出的法令将来执行起来会怎样，进行初步的调查。法令的形式决定以后，没有随同这个法令发布一个关于一切新条文的目的和理由的说明，也没有在每页的旁边注明那些条文只是过去的规定的重新草拟或重复。
“所发生的事件是早就可以预料得到的。法令一公布，就有许多言词激烈的文章写出来攻击它，3月14日在萨凡那公园赛马场举行的公众集会上抨击它的演说的言词更为激烈。演讲者甚至连法令都没看过，这倒无关紧要，只要一听说这是自来水厂法令，其中又包含着令人憎恨的字眼－“水表”，煽动者就立即起来反抗。
因此，我们认为，事先不同公众商议（如果需要，那怕首先是非正式的也好）就公布了法令，在法令公布后十日内就进行了二读，这种作法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必然会使那种认为政府完全忽视公众意见的看法似乎是对的。法令的公布甚至也未同立法会议的非官方议员商议，这些人在十月份曾那样激烈地反对过第一次法令，在这种事件上，说服他们采纳政府的意见是比较合适的。
“······在按照下水道条例的规定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之前，自来水厂的管理机构要包括行政会议的首脑总督。许多纳税人认为，由于赖特森先生（Wrightson）个人影响大，行政会议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因此，这一规定必然是不得人心的。成立单独的自来水厂管理机构的时间还没有确定，而且法令一经通过，对执行新法令的一切管理工作，立法会议就完全不管了，这样也就没有一个社会上的非官方代表（选举的也好，任命的也好）对它的管理工作有发言权了。
“当然这里还有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办法的政策问题。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命令本身是合理的而且总督完全有理由可以拒绝撤销这个命令，可是同时我们还不能不表示我们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总督阁下最好预先就发出指示：在可以利用的一百八十个座位一经占满的时候，就不再允许任何人进会议室。这样，由自来水问题所引起的骚动就不会再由于对总督方面的违宪行动的不满（不管这种不满是怎样有人来鼓动的）而进一步加剧，而且这些措施也会防止了公众方面对发入场券循私的不满。
虽然在布告上实际上提出了不许循私，但非常令人遗憾的，并未执行。立法会议的工作人员有八十张入场卷可发给申请入场的人，但他却把约半数”的票发给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人们控告政府把议会会议室塞满了人，并不奇怪。
“政府之所以要小心谨慎，还有一个更特殊的理由。几年来，在西班牙港就有一伙人，他们的爱国心和独立的主要概念就是诬蔑政府和肆意对政府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这一群人中的突出人物是：一些有色人种的律师，其中有几个在英国学过法律；一些做大买卖的有色人种的商人和一些不大有声誉的人；同时，还有几个英国血统的人，其中包括两家报纸的编辑，也和他们混在一起。我们不应怀疑其中有些个别人是由于要参加公共事务这一自然要求所驱使，但是，另外一些人却被一种要求一个代议制政府的模糊愿望鼓舞着。
自治市会，由于失职和拒绝交出他们的账目接受公开审查，于年12月20日，在殖民大臣的指令下，被解散。这些人对市议会被解散感到痛心。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拥有一百八十五名成员的纳税人协会，前任市长纽博尔德先生为主席。现在，这个协会的委员会冒充代表西班牙港六千七百九十三名全体纳税人进行活动。这里还有一个更大得多的团体，它是由一些沉着的而且有自尊心的人组成的。当这些人确信政府是公正并表示同情的时候，前一伙人的影响就被抵消了。
但是，不幸的是，在特立尼达确是使人感到，殖民地政府在过去并没有通过不断努力去接触群众中比较有名望和有才智的一些人，也没有通过对于立法的方案常常和他们事先协商，也没有通过对立法会议的非官方议员的意见表示要做一切可能的考虑－政府没有通过这些方式来取得西班牙港社会上对这个政府和它所采取的方案给予强而有力的、毫不动摇的信赖和支持。而这种信赖和支持却能使那些为数不多的煽动者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
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社会里，甚至连那些上层人士和最有声望的都常常反对政府而且成了一种风气－在这里，任何政府在工作上都会感到棘手的。因此，政府似乎宁愿逃避到一种感觉迟钝的（如果说不是抱着反感的）孤立政策中去，结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出现一种分裂，这种分裂，我们认为，需要很多年才能弥合。政府人员一定要知道公众对他们的态度，因此也必须加倍小心谨慎地尽力设法处理棘手的问题。不管他们在法令公布后对法令的实施的用意实际上是多么美好和与人为善的，但他们从来没有机会表达这些意向，他们显然是轻松愉快地投入论争之中，好像这个法令不过是最小的一件日常立法事务工作。”
结语
不幸的是，在特立尼达确是使人感到，殖民地政府在过去并没有通过不断努力去接触群众中比较有名望和有才智的一些人，也没有通过对于立法的方案常常和他们事先协商，也没有通过对立法会议的非官方议员的意见表示要做一切可能的考虑。因此，政府似乎宁愿逃避到一种感觉迟钝的（如果说不是抱着反感的）孤立政策中去，结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出现一种分裂，这种分裂，我们认为，需要很多年才能弥合。
